在那个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的战争年代，你是否曾好奇，当时的照片是谁拍摄的，又是如何得以流传下来的呢？
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，部分归功于外国记者和考察团的到来。然而，我党内部也有自己的战地摄影师，他们所记录的视角和主题，往往比外国摄影师更加丰富和多元。可无论是谁，战争总是伴随着惨烈的悲剧与屠杀，而这些摄影师为了精准捕捉下战争的罪证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以至于这些经历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噩梦。
在1949年建国前夕，著名摄影师沙飞曾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科长。他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残酷暴行，因此每当看到与日本相关的事物，便会感到极度的恐慌和愤怒，情绪失控。最终，由于精神失常，他在误解中杀害了为其治疗的“日本特务”医生津泽胜。因其行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即便是他的好友聂荣臻元帅，也无奈之下只能签署死刑判决书。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英雄摄影师，就这样在黑暗的阴影中被迫走向了绝路。
展开剩余90%在抗日战场上，有一张极为著名的照片，记录了聂荣臻元帅与一名失去双亲的日本小女孩的合影，而拍摄这张照片的正是沙飞。沙飞于1912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商人家庭，较为富裕的环境使他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爱好。
年少时期，沙飞对无线电和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14岁时，他在探访亲戚时，偶然看到黄埔军校门前的一幅对联，上面写道：“贪生怕死勿入斯门，升官发财请往他处。”这幅对联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，他决定投身北伐，成为北伐军中最年轻的报务员。
北伐战争结束后，沙飞在亲戚的引荐下，进入了广东汕头电台继续担任报务员。在这儿，他邂逅了他心目中的女神王辉，开始了疯狂的追求。在交谈中，沙飞发现王辉与自己都有着相同的音乐品味，对鲁迅的钦佩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。1932年，随着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的爆发，沙飞和王辉共同为奋战的将士们捐款，心中燃起了对抗战的渴望。沙飞多次对王辉表达，他希望能再次穿上军装，和敌人浴血奋战。
因志趣相投，两人迅速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虽然未举行盛大的婚礼，但两人却共同投入资金，为沙飞购置了一台相机，这台相机为他未来的摄影生涯铺平了道路。那时，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有150块大洋，已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小家庭。借助妻子的支持，沙飞踏上了摄影师的旅程。
沙飞虽然自认为文笔不如鲁迅，但对鲁迅的精神和人格深感景仰。他希望能成为摄影界的鲁迅，用相机记录下社会的阴暗与不公，警醒世人。1936年，他前往上海学习美术，以期提升自己的摄影技能。在学习期间，沙飞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，尤其是当周围的同学都拍摄风花雪月时，沙飞却独自记录街头那些落魄的乞丐。
他的举动使他与当时的左翼学者建立了联系，经介绍，沙飞得以与鲁迅见面。尽管鲁迅身体抱恙，依然参加了青年木刻展览会，并表示他曾购买过沙飞的作品，希望他继续创作优秀的作品。然而，鲁迅在这次展览后不久便去世，沙飞在鲁迅的家中拍下了他珍贵的遗照。这一刻成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交织，然而却以死亡告终。
沙飞的原名为司徒传，初次以“沙飞”作为笔名是为了发表鲁迅的照片，从此他便一直使用这一名字。婚后，王辉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但她年轻时的革命激情逐渐消散，渴望过上安稳的生活。而沙飞则不断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这份差异让王辉感到不安。沙飞在上海完成学业后，广泛举办摄影展览，王辉甚至以离婚来威胁他，希望他能够回来。
在接到王辉一封表达不理解的信件后，沙飞忍不住痛哭，最终决定同意离婚，二人就此分道扬镳。不久后，北京传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，沙飞顾不上失落，迅速带着相机准备前往华北抗日前线。
当时，晋察冀边区刚经历平型关大捷，沙飞被聂荣臻调至杨成武部队负责跟随拍摄。他用自己的勇气与行动证明了自己并非懦弱之辈。尽管聂荣臻给他安排了警卫员，沙飞依然不畏生死，冲入前线，与战士们并肩战斗。甚至近距离拍摄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白刃战，而他拍摄完时才意识到身上的衣服竟被子弹打穿了三个洞。
如此清晰且近距离的中日白刃战照片，在当时或现在都堪称稀缺的影像资料。在黄土岭战斗中，晋察冀军区力图围歼敌军阿部规秀，沙飞也主动跟随战士们共同挤在战壕里。众多士兵对沙飞的举动表示不理解，认为他作为文宣团队的摄影师，完全可以通过文字记录部队战斗的情况，而不必亲自进入危险重重的战场。对此，沙飞则坚定表示，自己的使命就是拍摄战争的真实面貌，如果脱离前线，那还能拍摄些什么呢？
对于为何选择摄影而非文学，沙飞解释道，自己的文学才能有限。而且当时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，就算自己写得再精妙，也不如用照片直接表达出冲击力。八路军战士用刀枪与敌作战，而他用相机记录历史。这种选择在他看来是自然不过的了。尽管我们不知道沙飞内心的真实感受，但他与战士们在战场上有着一份共同点，那就是面临着“弹药不足”的窘迫。
我党的文宣团队能持久开展工作，主要得益于纸笔这一类文具的低廉和易得。而沙飞所选择的摄影行业，在当时的根据地却难以获得充足的胶卷支持，这让他在战场上拍摄的内容和时间都受到限制。因此，沙飞很少会用相机拍摄自己，更愿意将自己化身为镜头后那双安静而坚定的眼睛。
有着顽固肺结核病的沙飞，在当时几乎难以治愈，病人往往被称之为“肺痨鬼”，不寿。1937年前往华北时，他的病症已初显。为缓解结核病的痛苦，沙飞常常带着一个装满芥末的布包，进行热敷。大约在1938年，他在后方休养期间，结识了同样热爱摄影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。白求恩在加拿大发展，也对摄影充满热情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沙飞甚至拍下了白求恩游泳时的“裸照”。此时，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而成为忘年交。
然而不久后，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败血症，不幸去世。在临终前，他特别叮嘱聂荣臻元帅，将他珍爱的柯达相机赠予沙飞。自此，沙飞便一直携带着白求恩的相机，继续在枪林弹雨中抢拍那些历史瞬间。百团大战时，沙飞仍在杨成武的部队中拼命拍摄，但聂荣臻却让他先返回，有一张重要的照片需要他来完成。
这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品《将军与幼女》。当时，八路军在战区发现了一名被遗弃的日本小女孩，聂荣臻希望能够将她送还给日军。当沙飞得知此事时，迅速意识到其重大的宣传意义，毫不犹豫地要求拍摄这张照片。凭借着他的革命热情与敏锐的洞察力，沙飞所负责的《晋察冀画报》声名鹊起。尽管边区条件恶劣，但他利用空置的羊圈作为暗房，借助阳光为胶卷曝光。其作品引起了日军的高度关注，他们誓言要铲除这个八路军的画报社。
1943年，日军的扫荡围剿中，画报社与锄奸部巧合地汇聚到了一个小村庄。两支部队联手突围，但沙飞由于背负两箱胶卷，在逃跑时丢掉了鞋子，却不敢去捡，火急火燎地跟随部队越过了一座雪山。等到安全地点时，脚上的皮肉几乎全烂，医生甚至提出截肢的建议，这不仅给向来自由的沙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心理的伤害更是令他难以承受。
然而，身心的痛苦远不止一只脚的截肢。部队返回柏崖时，他看到的景象如同噩梦，令他铭心刻骨。那里曾是画报社的营地，村庄刚经历日军的扫荡，变得荒凉无比。在一个简陋的草房里，锄奸部的部长余光文发现妻子张立在遭受侮辱后的尸体，连同被煮烂的骨肉，令人无法直视。沙飞作为画报社的成员，全程目睹了余光文亲手埋葬自己的妻儿，二人曾是好友，而他为这对夫妻拍下的合照却成了尘封的往事。
柏崖惨案中，日军的残忍行为给沙飞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尽管他在治疗后身体恢复，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却长久未能消散，常常会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形。沙飞离开家的这段时间，王辉也渐渐重返革命事业，因照顾孩子的缘故，她只能在汕头从事一些地下工作，秘密保管南方局的资金。后来，当她看到《晋察冀画报》时，不禁涌现出对当初冲动举动的悔意。两人的感情实际上并未断绝，只是现实让彼此无法相守。如今，既然两人都在为革命奋斗，不如重修旧好。
在邓颖超的牵线搭桥下，沙飞最终接到了王辉的来信，双方决定重归于好。抗战结束后，沙飞虽然瘦削得像根竹竿，但他与王辉时隔八年重聚，温馨的家庭美好似乎弥补了一切。然而，过去的阴霾仍未散去。在解放战争期间，《晋察冀画报》因战事变化而被迫解散，聂荣臻因此频繁受到批评，从此沙飞失去了依托，被迫入院治疗肺结核。
然而，沙飞被送至的“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中，许多医护人员都是日本人，有的是国际主义战士，有的则是被俘虏后选择投诚的变节者。沙飞因柏崖惨案心存戒备，对这些日本医生难以释怀，甚至产生了敌意。主治医生津泽胜知道日军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暴行，努力用自己的医术来赎罪，因此他对待沙飞的态度颇为友善，但这些无法打动已有些精神恍惚的沙飞。
一次例行检查中，津泽胜转身离开后，沙飞突然精神失常，冷静地取出手枪将其击倒，随后又对其补了一枪。此事在医院引发了轩然大波，日方对沙飞的行为感到愤怒，国际上也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医院不得已请教沙飞的老上司聂荣臻，考虑能否挽救沙飞的性命。但聂荣臻元帅也有自己的考量，认为此事性质恶劣，实在难以善后。“沙飞的功劳不容小觑，但终究是必须挥泪斩马谡，择日安葬吧。”
终于在1950年3月4日，华北军区宣布沙飞死刑，允许他在行刑前不跪地。时光推移至八十年代，沙飞的三女儿王雁已成人，了解了父亲的过去后，开始为父亲争取平反。然而，田鹤子不愿意参与，虽然她的父亲被沙飞所杀，但不想追究太多。毕竟，沙飞已经在共产党体制下得到了裁决。
王雁于是决定从其他方向努力，她找到聂荣臻元帅，试图为父亲证明精神失常的问题，最终将沙飞的案件认定为冤屈。然而，三十年过去，证人早已不在，即便平反，沙飞也不能算作烈士，只能与柏崖惨案的其他遇难者一起被安葬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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